环保之家讯：面对当前民间投资的问题，需要理性地加以看待。一方面，民间投资实际上已经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核心部分——每年创造了6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80%左右的就业、超过50%的税收，如果出现趋势性下滑，毫无疑问会影响整个经济增长进程。另一方面，为解决民间投资的问题，中央付出了诸多努力，新旧“非公经济36条”便是典型。然而，民间投资环境仍没有实质性改善。

全速推动民资马车 三招能否解两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民间投资158797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比1—5月回落了1.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增速降低了8.6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更在意市场前景，更在乎投资效益，也更关心投资效益的可持续性。因而，民间资本的规模及其投向虽难以被计划和把握，却大部是有效投资和持续增长的健康主体。过去几十年里，凡是民间投资增速上升期间，正是中国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上升，市场结构趋向合理的时候。因此，民间资本流动性下降，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也必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质量。

面对我国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速度，仍然是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投资增速下降过快，不利于经济稳定增长。此外，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民间投资占比已经超过了60%以上，民间投资增长的回落，就会带动整个投资增长下降，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的回落，说明民间资本对未来经济发展仍然在观望等待。

“国进民退”顽疾之痛

最坏的情况，谁都不想让它发生。和7年前一样，中央和地方再一次祭出“信贷加政府推动基建投资”的组合拳，中国经济一季度“开门红”，上半年GDP增速6.7%，高于年初设定的目标。政府本打算借此带动民间投资，但却事与愿违，本轮经济复苏小周期背后相关的流动性和政策支持是普通民企所难以企及的，民企依然需要面对融资难融资贵以及部分行业准入门槛过高等一系列困难。

重庆一位环保企业负责人就曾坦言，现在民间投资面临最大的困惑是缺乏公平待遇，屡遭“白眼”频“碰壁”，影响了投资动力。而这一切都还是发生在两个“36条”之后。民企准入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空间狭小的第三产业，而市场准入限制导致民间资本可涉足的领域受限，尤其是难以进入拥有较高回报率的金融、医疗、养老等第三产业。民间投资占比最大的第二产业还是由国企主导。

尽管扶持民企的文件已经出了新旧两个“36条”，但在现实中却遇到落实难，政策的不公平不透明极大地挫伤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意愿。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上半年央企联手上市公司豪掷千金拿下逾八成“地王”，民企却频频被逼退。大量国企沦为僵尸企业、大而不死，地方政府却为它们站台信用背书，民企被歧视被迫退出，劣币驱逐良币逆向淘汰。

民间投资下降、国有投资上升，业界资深人士任泽平说这本质上是新一轮“国进民退”。数据为证：在民间投资增速一路下滑的同时，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去年底的10.9%飙升至今年上半年的23.5%。

“投什么都挣钱已成过去”

进入2016年后，民间投资增速由2015年增长10.1%下降到1—6月份的仅增长2.8%。与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相对应的是，国有控股投资增速从去年全年的10.9%大幅拉升至今年1—6月份的23.5%，与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形成巨大反差。

“投资回报率下降、市场预期趋弱，是导致民间投资下滑的主导因素。”国家发改委宏观院投资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罗松山说。事实上，目前民企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过去一直存在，现在民企投融资环境与十年、二十年前相比要宽松和公平得多。“过去，民间投资高速增长，关键是那时市场需求旺、投资机会多，投什么都能挣钱，但这种时代现已成过去时。”罗松山说。

一方面，民间资本所集中的竞争性领域出现严重过度投资和低质产能过剩，大量低效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存在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已变薄，民间资本投资意愿下降。另一方面，银行业过度抽贷、压贷，加剧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民企融资难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大量社会资金流入国企和政府平台，刺激投资的专项建设基金也因需政府回购担保而很少由民企获得，融资难制约民间投资能力。”罗松山指出。

据公开资料，在本轮经济下行期间，一些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对民企出现的暂时性困难，不是采取“先贷后还”、在风险防控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金融支持，而是过度抽贷、只收不贷，或跟风式抽贷、压贷，使一些产品有市场需求但现金流不太充足的企业雪上加霜，加剧民企资金“失血”。

三招提振民间投资

事实上，投资是有灵魂的，“没有灵魂的投资必然没有未来。”投资的灵魂就是稳健。而所谓稳健，是指投资主体能够利用自身的投资收益、自有资金、资本金化解投资风险。换言之，即投资主体本身具有“造血还债”的机能，而不是仅仅指望扩大投资增量稀释短期风险，换句话说，不是简单地依靠“输血”苟延残喘。

因此，如何提振民间投资，业内普遍认为，需解决好下述三大难题：

首先，是地方政府、国企的“去保护”。也就是说，要打破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国企债务的隐性背书。地方政府、国企凭借内生机制主动承担债务风险，有利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约束低效投资，发现投资价值，因此也应让民企与其共同享有平等的发展空间。例如，目前，在融资的准入条件及利率上，地方政府、国企具有天然的绝对优势，仅贷款利率这一项，民企平均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国企高一倍以上。

其次，民企借贷中的“去失信”。即通过全面依法治国，建立社会诚信体系，保护依法合规民企的正当权益，扭转诚信企业吃亏、失信企业受益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风气，把逃废债务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在笔者看来，对失信民企的惩罚就是对诚信民企的最大保护。

最后，则是政府管理的“去低效”。要高度关心民企投资问题，着力解决事关民企投资利益的突出问题，真心诚意为民企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企解难事，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针对民企强烈的呼声和愿望，有的放矢地找准切入点，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确保见到实效。具体内容主要包括：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民间投资准入成本；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解决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消除投资上的所有制壁垒、限制或歧视。

环保PPP获青睐

与其他领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运用PPP模式参与运营的行业中，环保领域的潜力被市场看好。专家认为，由于环保产业具备一定的准公共产品属性，PPP模式在这个领域的推广将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

财政部PPP中心发布的第三期季报正好佐证了这个观点。在105个已经落地的示范项目中，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领域有9个项目，占比9%。综合公开数据来看，市场估算目前环保PPP项目规模超万亿。“因为环保企业PPP项目现金流非常稳定，政府违约风险较小，再加上其对整体运营以及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所以优势很明显。”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PP研究中心副主任童再军如是指出。

事实上，一些公司已在布局环保PPP项目。生态环保PPP龙头东方园林自2015年至今累计在手PPP订单超过400亿；东江环保中标泉州PPP项目，聚焦优质危废处置主业；葛洲坝进军环保领域后，借助央企背景，也有望快速拓展环保类PPP业务。童再军认为，在政策的推动下，环保PPP未来盈利空间非常大，许多企业都意识到这是一次投资机遇。

公开资料也显示，2016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计划将投入111亿元，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将达到140亿元。我国土壤污染治理难度更大，所需投资也更多。“持续增长的环保投入预计将拉动更多PPP项目实施。”业内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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